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发生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事故发生3天之内，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严查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在惨烈的事故现场外，波涛汹涌的舆论场也备受瞩目。事故情况越是复杂，

越容易引起舆情的关注甚至揣测，越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从而恶化事故处置的舆论环境，甚至给救援、调查、善后等实际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突发灾难面前，政府不仅要竭尽全力做好救援工作，而且要做好舆情处理，两场战役都要打好，特别在舆论复杂的今天。我们注意到，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新媒体、自媒体以及如财新网、澎湃新闻等市场化媒体及其网络客户端成为此事故信息的主要汇集窗口。这些新兴主流媒体的介入报道使得灾情信息透明度大幅提升，极大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特别是事故发生之后，事故现场因仍有二次爆炸的危险被封闭戒严，在灾情信息需求之下，新华网、人民网等及时发布了无人机航拍爆炸现场，传递回了极为震撼而直观的视频、图像资料。

然而，与媒体的积极报道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天津官方的滞后反应。因未能及时回应民众关切，缓解舆论情绪集聚，天津政府受到诟病。截至8月20日下午，天津市共举行了十一场新闻发布会，回应公众的关注。每天一到两场的发布会，看似频率很高，但是面对外界关心的各种问题，各种的不清楚、不知道、有关单位没出席都成为回避的借口，加上前后矛盾的说法和天津市领导迟迟不肯露面，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由于官方在发布环节提供的信息不能满足媒体记者的疑问，发布会上官员多次遭到记者诘问，场面一度非常尴尬，甚至一直备受关注的天津港负责人在第九场新闻发布会才出席，天津市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直到第七场新闻发布会才露面，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相关数据显示，在前六场发布会中，记者提问超过60个，其中过半问题未能当场得到答案。第三场发布会中，记者共提8个问题，有5个问题被官员直接回答“不知道”，“下一场给答案”；第四场中，记者9个问题中，4个被回复称“不了解”或“没办法给答复”，1个问题被回复“下一场给答复”。在央视和天津电视台对前六场发布会的直播中，有五场未直播答记者问环节，仅直播了首场答记者问，但当有记者提问起火的到底是什么物品时，直播画面中止，引起人们的各种猜疑。人民网舆情监测室8月17日甚至专门发布一篇报告，题为《天津新闻发布会出了怎样的问题？》，将此事与之前发生的三个相关事件（分别是2012年6月30日发生的天津蓟县莱德商厦火灾、2010年11月15日发生的“11·15”上海静安区高层住宅大火和2012年7月21日发生的“7·21”北京特大暴雨）中的政府舆情应对予以对比，以分析天津新闻发布会的得失由于政府权威发布的缺失。而到目前为止，公众最关心的事故发生原因、相关责任方追责、安评环评通过细节等诸多问题依然像揭伤疤一样一层一层在被动中揭开。

权威发布一旦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虽然“全世界都在看天津，天津却在看韩剧”的说法有很大偏颇，但事实上，直到13日凌晨3时52分，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天津发布”才发布了第一条消息。而此时，距离爆炸事故发生已有4个多小时，“有毒气体已向北京方向扩散”“方圆一公里无活口”“商场超市被抢”等谣言纷至沓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国家网信办已依法查处了360个传播事故谣言的微博微信账号和50家传播事故谣言的网站。在救灾之初，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道听途说的传言混杂于舆论场，会误导人们对事故的认知与判断。可以说，谣言，是救灾工作的敌人。不透明的信息，是科学实施救灾工作的拦路虎。如果说逆火而行的消防队员冲锋在事故救援的主战场，那么，粉碎那些分歧舆论、撕裂“信任共同体”的谣言，则是我们需要处置的次战场。在爆炸现场，李克强总理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承担起了责任和担当。他面对质疑无一回避均有解答，措辞之强硬前所少有。“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安不安全不能靠拍胸脯，要拿数据说话”“牺牲的非现役消防人员应得到同样的抚恤和荣誉”“最大限度减少死亡和伤残人数”“英雄没有‘编外’！”“救援官兵是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党和政府会全力帮助你们渡过难关，重建生活”“一定要彻查追责，给遇难者家属和历史一个交代”，李克强总理的表态句句回应了社会关切。彻查、公布所有调查结果，这些措辞瞬间安抚了舆论，为各方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某种意义上，李克强总理的表态为此次爆炸事件做出了终结性的辟谣，并充分证明灾难事故中的公开透明并不会导致混乱，恰恰相反，只有透明才能消弭负面情绪，为政府赢得有利的舆论空间。而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时代，透明和媒体自由竞争都是谣言的真正粉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