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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6

来了,创新驱动增长周期!

■ 30多年前我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逐步开始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探索,如今我国经济已从“科兹纳型套利经济”转为创新驱动为主导的“熊比特型创新经济”,由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开始向经济中高速增长、中高端水平迈进。

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科技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契合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不仅与“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一脉相承,也将为我国未来十几年乃至更长时期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世界经济的新平庸时代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世界经济增长从来都不是均衡前进,而是呈现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性特征,每一次增长低谷,都在孕育新一波增长高潮。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看,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深刻的周期性调整,进入增长低谷期,即IMF总裁拉加德所谓的“新平庸”时代,伴随的是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债务高企、贸易和投资低迷、实体经济失速、金融杠杆率居高不下、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是源于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这表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科技创新是世界经济摆脱当前“新平庸”状态的治本之策。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的关键。为重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世界发达国家早已吹响了创新集结号。从2009年到2011年,再到2015年,美国先后在三版《美国国家创新战略》中,从国家发展战略上重视创新,从国家发展路径上强化创新;2010年,欧盟通过《欧洲2020战略》,致力于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联合体;2009年,日本发布《数字日本创新计划》,逐步进入科学技术立国与战略调整阶段;韩国在2000年制定科技发展长远规划《2025年构想》,提出2015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研究中心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创新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场,谁主导创新,谁就能主导赛场规则和比赛进程。只有在创新发展上进行新部署、实现新突破,才能跟上世界发展大势,开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创新驱动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增长周期的打开方式

当世界经济在“新平庸时代”步履蹒跚时,中国也在进入一个“三期叠加”、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但“新平庸”与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两个阶段,前者是周期下行,后者则是新周期的开启,尤其是由于创新驱动正式纳入中国的国家战略,未来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将使中国迎来一个创新增长周期。这个新的增长周期的基本特点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其中动力转换最为关键,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它决定着速度变化和结构优化的进程和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确保增长动力实现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转换,实现从“汗水式增长”到“创新式增长”的跨越,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产业、产品、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管理体系等各个方面的创新不断深入。但总体上看,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对此,我们必须克服“投资拉动增长”的急功近利的路径依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发展方式要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要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要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大力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激发亿万群众的创新创业积极性。

创新增长周期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新格局

中国经济正在开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一轮增长周期,但不是每个地方都在主动融入、竞相引领这个新周期,更多的地方还在观望,还在犹豫和徘徊,还找不到创新驱动的抓手和切入点,正面临着被新增长周期边缘化的风险。面对正在打开的新增长周期的时间窗口,各地必须以五大发展新理念为指引,针对创新资源布局不均、创新要素集聚不足、创新特色优势不够等问题,抢抓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先机,抢占创新驱动的战略高地,以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新格局。而经过这一轮创新增长周期的洗礼,五到十年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将被重塑,一个新的中国经济地理版图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更加注重提高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全面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打造与国际科技前沿接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高地,增强创新发展辐射带动功能,力争成为重要科技领域的引领者。在这方面,长三角连续多年独占区域创新能力排行榜鳌头,在全国最先提出科教兴省战略,最早在全国提出创新驱动核心战略,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创新成果最多、创新氛围最浓的地区,已率先进入创新增长周期。尤其是被中央赋予“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重任的上海,率先吹响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号角,创新驱动成了“一号课题”,正如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上海发展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必须依靠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重构城市发展动力。”从科创中心“22条”到人才新政“20条”,从高大上的尖端科学设施到小清新的众创空间,从最前沿的脑科学到最实用的机器人,上海正在对接“互联网+”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扶持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四新经济”,聚焦大飞机、高端装备、高端医疗器械、新型显示等重点领域,开展一大批国家示范试点。
进入创新增长周期,对于区域经济而言,既体现为通过产业技术创新创造发展新优势,也体现为通过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是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立体化、整体性创新路径。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就是要实现创新人才云集、创新要素丰足、创新载体发达、创新氛围浓郁,进入创新优势显著、创新能力充分释放、充分激活的良性发展轨道,成为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排头兵。要加快推进从“工业2.0”和“工业3.0”并行的“传统工厂”发展阶段向工业4.0 跨越转型,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加快构建智能制造自主创新体系、发展智能装备与系统、实施“互联网+制造业”行动、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提升工业产品智能化水平、完善智能制造服务支撑体系。

进一步探索差异化和反梯度跨越式发展道路。柔性汇聚创新资源,在重点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反梯度创新引领,是欠发达地区创新增长周期的一种打开方式。在这方面,贵州省就是一个成功范例。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却把最前沿的大数据搞得风风火火。大数据是什么可以继续争论,但创新时不我待,“钻石矿”的开采更需要超前眼光和探索勇气。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利用当地生态环境好、气候凉爽等优势,贵州在全国率先布局发展大数据产业,探索出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贵州模式”“贵州路径”“贵州样本”,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点赞“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李克强总理也将大数据比喻为是21世纪的“钻石矿”,强调中国应把握住此次历史机遇,携手“工匠精神”、发展共享经济。目前,贵州已建成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中心、全国首个块上集聚的大数据公共平台、全国首个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举办全球首个大数据博览会等,当仁不让成为创新增长周期的领跑者。

新一轮创新增长周期已经到来,但依然有很多地方还没有找到对接新周期的接口。不论是从盛极一时的“共和国长子”到市场经济大潮中遭遇“滑铁卢惨败”的东北地区,还是曾经经历“黄金十年”的煤炭大省山西,这些资源型地区仍面临“阶梯式”“断崖式”下滑的困扰,需要以更大的创新动力推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的增长周期,必须乘“新”而上,不能再唱“二人转”,要着力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要破除“一业(煤)独大”的产业格局,不断加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对接,把转型发展的基点真正放在创新上,加快集聚创新驱动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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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忠 武建忠

《领导决策信息》周刊总编辑,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决策方法》一书。在国内首创政务舆情监测系统,倡导并构建“中国领导决策信息系统”,将战略研究和信息传播相结合并纳入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新体系,开创了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建设的崭新模式。编著有《新改革经济学》《社会管理蓝皮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领导干部读本》等,主编出版《中国国情报告》、《中国国策报告》、《中国国力报告》等专著5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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