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低迷，而是向正常状态的回归，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应改变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预期，逐步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形成“新常态”思维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河南省考察时谈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一论述被一些学者概括为“习近平常态”。联系到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新常态”还是“再平衡”，都将对“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产生深远影响。

新常态与新特征

“新常态”最先是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用以描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过程。与过去的常态相比，“习近平新常态”不同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变革期。其特征比较鲜明，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过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全球范围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会达到峰值并缓慢降低。

新常态与“三期叠加”相吻合。“习近平新常态”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相吻合，与本届政府十八大后的经济思路一以贯之，核心是如何处理“增长”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关系。用经济学术语概述，“三期叠加”就是中国经济面临基钦周期（存货周期）、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与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的叠加。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经济必须承担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产业的“去产能化”压力，而且要消化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累积而成的财政与货币风险，同时还须挤压房地产泡沫。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新型产业的成长和对接，还是对资产错配的纠正，都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

新常态主张防风险求转型。保持“平常心态”并不是不允许经济出现较高的增长，相反更应提防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经济增长的失速，尤其要防止部分风险因素演化为局部危机。在“新常态”之下，经济增长不再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出口”，而是逐步转向依赖于“投资+消费+创新”；不再依赖于房地产或其他某一产业的突击式拉动，而是转向于一、二、三次产业尤其高级产业的联动；不再依赖于加杠杆“捂风险”的方式，而是通过改革理顺权力与市场关系，发动市场力量进行资源重置，营造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动能。

新常态注重扭转路径依赖。立足于经济“新常态”的清晰背景，要彰显与强化经济“新常态”的正面能量，未来宏观政策要扭转以往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通过结构性和多角度的“散射”，向经济肌体定点发力。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求政府有“新常态”思维，只有在应对经济局势变化时保持平常心态，才不致宏观经济追求短时效果而急功近利、微观经济难测政策变动而无所适从。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基于“去杠杆化”，要有“定力”地保持住货币政策口径。在产业政策方面，基于“去产能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要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服务业的扩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新常态与新“疲惫”

识别“新常态”，关键是要找到重要问题所在。必须正视现实，树立底线思维，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把成因分析得更深刻一些，把对策想得更充分一些，努力把经济风险控制到最小，这是“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

经济结构调整背后的“烦恼”是资源依赖症。今年以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普遍降低，有的地区则出现了“断崖式”超低发展速度，这也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提出了警示。总的来看，这些地区资源产业占经济结构比重过高、若干领域产能过剩、地方工业企业竞争力不强等几方面是主要原因。其中，经济增速大半被负重前行的资源工业下行态势吞噬，对资源依存度比较高，资源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经济下行压力表象是对资源性大宗工业产品价格的冲击，实质是对地区单一畸重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冲击，再一次让资源性地区感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酷性、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和加快转型的紧迫性。这也是“十三五”时期应该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努力从“一柱擎天”“一业独大”走向多元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抗逆性。

节能减排的“疲惫”的背后是稳增长的困惑。在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中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地方政府需要攻克的新课题。在治理空气污染、化解过剩产能和推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不少地区开始大力削减过剩产能，这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作为“看家产业”和“吃饭产业”的钢铁行业增速大幅度下跌，这成为地方整体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但从某种程度来看，经济减速是经济转型的“标志”，经济减速是经济转型的良机。“十三五”时期，如果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好这种平衡，经济就可以在一个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下良好运行，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增长速度“下台阶”和增长质量“上台阶”就可以同时实现。

新常态与新转型

适应“新常态”，经济运行就不能再搞大规模刺激，要从转方式、调结构方面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利用短期财政政策或者货币刺激需求管理的方式，而是要保持战略上的定力，从经济转型中寻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向集群式现代经济转型。从发达国家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产业集群已经成为产业增长的一种显著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聚可以促成区域品牌，以此带动整个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在此作用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主导产业集群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而它们又往往集中于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最集中的城市，其经济、技术的辐射效应无法替代，具有基础设施、产业服务、资源供应、市场信息等多方面的聚集优势，并通过人才流、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向广大经济腹地扩散，最终形成具有巨大助推效应的增长极。“十三五”时期，要培育产业链条健全、专业协作机制完善、竞争力强劲的产业集群，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把产业集聚区建设与现代城镇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产兴城、依城促产，推动产城互动融合发展；以产业集聚区骨干企业为重点，促进企业研发和科技创新。

向互联网经济转型。互联网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极。面向“十三五”，区域经济能否突破发展约束，将取决于能否利用好互联网（大数据）经济的发展机遇。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步伐，包括借助国内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建设智能物流骨干网络，加快“电商换市”，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子商务等。加大互联网渗透融合力度，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产业对接融合，将会产生长尾效应、免费效应、迭代效应和社交效应，最终完成整个经济引擎的切换、升级。要加强互联网与传统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等纵深跨界融合，促进衍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业态。特别要加快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利用云计算实现信息资源的集中管理、按需供给、贴身服务和共享共创，实现“以产品带服务”向“以服务带产品”的转变。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加快实施关键技术培育、产业化推进、产业群聚集、应用示范、创业投资引导等，重点打造下一代信息网络、软件及信息服务等产业链。

向生态及创新驱动转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把生态文明理念与原则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是“十三五”时期的战略要求。实现生态驱动，要着力推进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建立生态驱动的制度框架和路径选择，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

总之，从“习近平常态”看“十三五”，中国正在经历艰难的结构“再平衡”。事实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合理回归，也是结构再平衡的结果。目前，中国外部经济的“再平衡”取得了一定效果，国内的“再平衡”还需处理过去十年两次经济过热的后遗症，而这一过程可能仍需要3至5年时间。